編者按：消費是經濟增長的穩定器和壓艙石，是暢通產業循環、市場循環的重要基礎。去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大眾日報理論周刊推出特別策劃——“高質量發展看消費”，敬請關注。

●從當前現實情況看，我國內需不足的主要矛盾在于消費不足，消費不足的主要掣肘在于服務型消費潛力未有效釋放。加快釋放服務型消費潛力，關鍵在于以人為中心推進結構轉型與結構性改革

●當前，服務型消費需求明顯增大，但有效率、高質量的服務供給還明顯不足，為此，要以加快服務業市場開放為重點破解“有需求、缺供給”的矛盾

●工業化創造供給，城市化創造需求。當前，我國總體上進入到工業化后期，但城市化水平仍滯后于工業化水平，并由此形成消費結構升級的突出掣肘

以結構性改革突破促消費擴內需

□ 遲福林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從當前現實情況看，我國內需不足的主要矛盾在于消費不足，消費不足的主要掣肘在于服務型消費潛力未有效釋放。加快釋放服務型消費潛力，關鍵在于以人為中心推進結構轉型與結構性改革。

從山東的情況看，作為人口大省、經濟大省、消費大省，2024年山東省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比上年增長5.0%，超過全國1.5個百分點；山東城鄉居民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娛樂支出分別增長8.3%和10.1%，均遠超過山東城鄉居民收入增速與消費增速?？偟目?，山東有條件加快釋放服務型消費潛力，有效擴大內需。

1、擴大內需的關鍵在拉動消費

解決總需求不足的問題，關鍵在于拉動消費，其核心在于以“投資于人”提升社會公共服務水平、增強消費信心、預期和條件。

第一，拉動消費是擴大內需的重中之重。

首先，消費增速放緩。2024年，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較上年增長3.5%，低于GDP增速，較2023年下降了2.3個百分點。從全國層面看，消費增速放緩，成為拉動內需的突出矛盾。2024年，北京、天津、上海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出現負增長，廣州與重慶的增長亦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其次，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下降。2023年，我國居民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為39.6%，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約20個百分點。從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來看，2024年僅為44.5%，顯著低于2023年的82.5%，甚至低于2020-2023年均值47.7%。

再次，消費增速放緩是制約宏觀經濟的主要因素。在一系列刺激政策的拉動下，我國投資需求有所上升。例如，2024年，推動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帶動設備工器具購置投資同比增長15.7%，對全部投資增長貢獻率達到67.6%，帶動大宗耐用消費品銷售額超過1.3萬億元。與此同時，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仍維持在3.2%的水平，民間投資下降0.1%，尚未有效反彈。但是，目前消費增速放緩，需求仍然不足，仍是制約宏觀經濟的主要因素。

第二，拉動消費需要穩定消費預期、增強消費信心。

首先，增強居民消費意愿。近年來，我國城鄉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持續下降，顯著低于美國等發達國家。2012-2021年，我國城鄉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總體呈下降趨勢，從2012年的73.01%降至2021年的68.61%，并且明顯低于美國同期90%左右的消費傾向。

其次，增強居民消費信心。數據顯示，2024年12月，消費者信心指數僅為86.4%，仍未恢復到2022年4月的水平。為此，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恢復和改善消費者信心。

再次，釋放農村消費潛力。當前，城鄉收入差距使得農村居民消費能力受限。2024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119元）與城鎮居民（54188元）的差距，明顯超過農民消費水平（19280元）與城鎮居民消費水平（34557元）的差距。如果通過優化收入分配結構，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提升其消費預期，可以有效釋放農村居民消費潛力，釋放農村消費潛力。提升消費預期的關鍵在于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第三，拉動消費需要“投資于人”。

其一，“投資于人”不足掣肘消費潛力釋放。以公共醫療為例。2021年，我國醫療衛生投入占財政支出的比重為8.91%，遠低于全球2017年平均水平（16.23%）。再例如，農民工市民化進程長期滯后制約消費潛力的釋放。2023年，我國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相差17.86個百分點，意味著仍有2.5億農村戶籍人口長期在城市工作生活，但未能獲得城市戶籍及充分的公共服務。這不僅影響了這部分人群的生活質量，也限制了他們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

其二，“投資于人”關鍵在于加快完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按照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的要求，增強基本公共服務的均衡性和可及性。到2030年，如果能夠基本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將為釋放消費潛力奠定十分重要的制度基礎。

2、拉動消費關鍵在于釋放服務型消費巨大潛力

近年來，我國服務型消費快速增長，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中國消費的新亮點。拉動消費、擴大內需，關鍵是以結構性改革釋放服務型消費的巨大潛力。

第一，服務型消費成為消費結構升級的大趨勢。

其一，服務型消費較快增長。近年來，我國服務型消費支出增速快于商品消費，且占比逐步提升。例如，2024年，全國居民人均服務型消費支出同比增長7.4%，增速超出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增速2.1個百分點。其二，服務型消費成為拉動居民消費增長的主動力。2014年以來，服務型消費對居民消費的貢獻率大多數時間超過50%；在剔除疫情影響的特殊年份（2020-2022年），貢獻率基本維持在60%以上。其三，我國服務型消費占比仍有較大提升空間。從國際比較看出，當人均GDP達到1.2萬美元以后，居民服務型消費占比基本上在55%以上的水平。若2030年我國城鄉居民服務型消費占比由2023年的45%左右提升到50%以上，預計將拉動至少2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

第二，關鍵是釋放服務型消費潛能。

其一，居民服務型消費占比提升不及預期。近兩年，盡管服務型消費占比有所增長，但不及預期。據相關研究預測，2025年我國服務型消費占比將達到50%。但受疫情等影響和沖擊，2024年，我國居民服務型消費占比為46.11%，不僅與預期目標相比滯后，也與我國發展階段不相適應。其二，農村居民服務型消費占比仍偏低。2024年，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服務型消費占比分別為48.41%和40.29%，農村居民服務型消費占比低于城鎮居民8個百分點。城鄉服務型消費占比的巨大差距，反映出農村服務型消費市場發展滯后，農村居民服務型消費需求未得到充分滿足。其三，以服務型消費推動消費結構升級。我國仍是一個轉型大國，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正處在重要階段。若到2035年，我國城鄉居民服務型消費占比提升至55%左右，將新增40萬億元左右的消費需求。

第三，釋放服務型消費潛力重在解決結構性矛盾。

首先，破解需求與供給的結構性矛盾。應當說，消費品以舊換新等政策對于拉動消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適應消費結構的轉型升級趨勢，破解需求與供給的結構性矛盾更為重要。當前，服務型消費需求明顯增大，但有效率、高質量的服務供給還明顯不足，為此，要以加快服務業市場開放為重點破解“有需求、缺供給”的矛盾。

其次，破解投資與消費的結構性矛盾。破解服務供求矛盾，核心在于服務投資需要明顯加大。數據顯示，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2020年服務業投資占比為70.7%，到2023年占比下降到65.8%。在傳統投資增速下滑的同時，服務型消費的投資空間仍然較大。2023年，我國大健康產業規模約為14.48萬億元，預計到2030年將上升到29.1萬億元。教育、醫療、養老、社區建設等領域的投資需求逐步增大，而這些方面的投資增長與實際需求仍有較大差距。再次，破解增長與分配的結構性矛盾。從現實情況看，能否拉動消費、形成良好的消費預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突破。促進消費結構升級，特別是釋放服務型消費潛力，要著力破解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的突出矛盾。以民富優先為導向，優化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已成為深化結構性改革的重大任務。

3、推進以人為中心的城市化進程

當前，我國總體上進入工業化后期，但城市化進程仍明顯滯后。加快推進以人為中心的城市化進程，成為充分釋放14億人的巨大內需潛力的根本之策。

第一，我國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

工業化創造供給，城市化創造需求。當前，我國總體上進入到工業化后期，但城市化水平仍滯后于工業化水平，并由此形成消費結構升級的突出掣肘。從國際經驗看，發達國家工業化率達到峰值時，城市化率一般達到70%左右的水平。我國工業化率在2011年達到峰值，但當時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僅為50.5%，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34%左右。目前，我國總體上進入工業化后期，但城市化仍處于發展中期。2023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6.16%，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48.3%，兩者相差約18個百分點。

第二，以人為中心的城市化蘊藏著巨大的內需潛力。

首先，城市化是投資于人的主要載體。城市化能集聚效益、降低公共服務成本。從以往城鎮化的情況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的提升并沒有改變當地居民原有的生產、生活、消費方式，對城市生產組織方式、生活水平、城市軟硬件和配套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拉動作用十分有限。要推進以人為中心的城市化進程，通過提升居民收入與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質量，釋放巨大內需潛力。根據測算，我國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將直接帶動人均資本存量增加3.5%，約為6.6萬億元的新增投資需求。其次，實現由物質資本投資為主向人的投資為主轉變。近年來，物質資本投資效率明顯下降。2022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為4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6個百分點，高于同等發展階段國家平均水平8個百分點。當前，盡管物質資本投資規模持續擴大，但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明顯下降。2012-2023年，我國資本形成總額對GDP的貢獻率從42.1%下降至28.9%。此外，我國對人力資本投資占比偏低。以公共醫療為例，2021年，我國醫療衛生投入占財政支出的比重為8.91%，遠低于全球2017年平均水平（16.23%）。

再次，以人為中心的城市化蘊藏巨大內需潛力。其一，帶動釋放消費潛力。有研究表明，農民向城鎮轉移成為常住人口后，人均消費將提高30%；在城鎮落戶后，人均消費將再提高30%。若率先實現2.98億農民工市民化，使其消費水平達到城鎮居民水平，每年將增加2萬億元左右的消費額。其二，帶動消費結構升級。初步測算，城市化率每提升1個百分點，將釋放1000億元左右的服務型消費需求。其三，帶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城市化過程中的人口集聚、生活方式變革、生活水平提高，將擴大服務需求，帶動生產性、生活性服務業快速發展。

第三，推進以人為中心的城市化需要結構性改革。

其一，盡快“讓農民工成為歷史”。落實農民工就業落戶政策，全面解決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問題，抓緊建立包括基本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在內的農民工基本社會保障制度，讓農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提升消費能力和意愿。為此，要按照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的要求，推行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推動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社會保險、住房保障、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等享有同遷入地戶籍人口同等權利，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其二，盡快讓城鄉二元戶籍制度退出歷史舞臺。盡快以居住證制度取代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由人口控制向公共服務轉變。例如，在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礎上，改變以往“以證管人”的傳統做法，實現基于“大數據”的人口服務轉變。其三，發揮國有資本的重大作用。在推進以人為中心的城市化進程中，發揮國有資產的重要作用，在城市更新改造中發揮國有資本的基礎性作用。同時，改變對國有資本的績效考核機制，適應新階段央企國資的新角色、新任務，優化以經濟效益為主的評價標準，重點發揮央企國資在以人為中心的城市化中的基礎性作用，開展戰略性、長期性、綜合性評價，并建立相應考核標準。

作者簡介：

遲福林，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海南自由貿易港研究院院長。曾獲全國“五個一”工程獎、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全國杰出專業技術人才等多項榮譽，入選“影響新中國60年經濟建設的100位經濟學家”、《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經濟學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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